《民法典》与教育管理者有啥关系?能解决哪些“麻烦事”?

《民法典》与教导管理者有啥关系?能解决哪些“麻烦事”? 自动回应《民法典》提出的新命题

2020年5月28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国民共和公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正式颁布,成为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结果。《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涯的百科全书”,是一部体现对性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方便、生涯幸福、人格尊严等各方面权力平等维护的法典,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涯息息相干。

教导,作为与每个家庭、每个孩子亲密相干的民生范畴,同样受到《民法典》的深入影响。教导范畴的学校、教师、学生不仅是教导法规制的主体,更多时候也是民法规制的主体,享有民事权力,实行民事任务。基于此,我们的教导管理者须要及时梳理和控制《民法典》中对教导管理的新请求,树立起新时期的法治思维和法治观念,并在教导管理中予以准确利用,从而切实维护教导范畴每个主体的合法权益,晋升教导治理的才能和程度。

器重对学生人格权的维护

此次《民法典》最大的亮点即将人格权独立成编,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器重对学生人格权的维护不仅是信息化时期对学校管理提出的新请求,也体现了新时期教导和培育人才进程中对受教导者个体的充足尊敬。

《民法典》将“隐私权和个人信息维护”专设一章,体现了对大数据时期信息泄漏和滥用的现实回应。《民法典》规定“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涯安定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运动、私密信息”,“个人信息包含自然人的姓名、诞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辨认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在学校订学生管理的进程中,我们会经常收集、应用学生和家长的个人信息,甚至必定水平上可能涉及学生的个人隐私,学校如何把握正当管理须要和侵略个人权力之间的界线是教导管理者须要关注的问题。

首先,学校收集学生及家长的个人信息及隐私,应该遵守合法、正当、必要原则,如制造学生学籍档案,疫情期间统计学生及家长的出行情形等。同时,学校应采用尽可能安全、私密的方法收集个人隐私和信息,避免在公共场所或通过公共媒介收集。

其次,学校因公共管理须要所收集的学生及家长个人信息未经本人或监护人批准,不得向他人非法供给。同时,应采用技巧办法确保收集、存储的个人信息安全,防止信息泄漏、篡改、丧失。

最后,学校及教导行政部门在调查涉学生事件时,同样要注意对学生隐私和个人信息的维护,不能因学生的不良事件而向媒体或非公权利机构随便泄漏学生的个人信息。

除此之外,此次《民法典》还从人格权的角度将性骚扰纳入法律规制的范围,规定了性骚扰的表示情势,明白了学校在防治性骚扰方面具有采用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理等办法的任务。在实践中,学校应依据法律规定,将校园性骚扰的内涵和表示情势提前对师生进行预防性教导和培训,告诉学生遇到性骚扰行动的求助措施,告诉教师实行性骚扰行动的严重成果。同时,学校应树立起关于校园性骚扰的投诉、调查、处置程序等完全的防治机制。

细分校园损害事故义务

“安全无小事”。在校园安全事故中,义务如何断定?受害的学生家长往往责备学校没有尽到对学生的教导管理职责,而校方则主意自己已尽所能,不能承担“无穷义务”。如何认定双方的义务成为学校与学生纠纷抵触的重要焦点问题。

《民法典》依据国民行动才能的不同划定了学校承担义务的不同情形。如果学生属于无民事行动才能人(即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在学校受到人身侵害,实用的是错误推定原则,即只要学校无法证明其尽到教导、管理职责,就推定其有错误,要承担相应义务。如果学生属于限制民事行动才能人(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在学校受到人身侵害,实用的是错误原则,即只有学校有错误才承担义务。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法律赋予学校订8周岁以下学生(小学一般为一、二年级学生)的安全管理注意任务非常高,因为这个年纪段的学生自护自救才能有限,学校承担的相应管理义务也更大。

值得关注的是,学校中很多损害事故源于文体运动。大型集体运动或体育活动确切伴有危险性,但如果过火强调运动风险,则可能导致学校在教导运动中畏首畏尾,学校教导功效难免萎缩。

此次《民法典》将“自甘风险”原则纳入义务认定条款,为教导部门开展文体运动和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供给了保障。依据“自甘风险”原则,对当事人自愿加入具有必定风险文体运动的,受害者自身应承担相应风险带来的成果。当然,学校体育活动事故中是否实用这项原则,还要综合考量体育活动的危险性质、受害人的意识才能、危险产生时光、体育竞赛的性质等因素。

关注合同行动与财产应用

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法治国度的加快推动,学校与政府、社会的关系正在产生变迁。传统政府对学校的单一管理职能正随同着“放管服”改造逐渐弱化,学校在拥有更多办学自主权的同时开端越来越多地以独立法人的身份与其他社会主体产生关系,这种平等主体之间的来往行动重要依附民法调剂。所以,除了上述教导管理者应关注的对学生群体的维护,还应该关注《民法典》中物权编和合同编中对独立主体市场行动的规范。

一方面,学校在办学进程中会经常产生合同行动。例如,学校在产生校舍建造维修、购置教材、订购校服、配送学生午餐、技巧结果转化等行动时,都可能涉及合同的签署与实行。

《民法典》不仅对电子合同、格局合同等做出了新的规范,也针对现实中不同类型合同的签署与实行明白请求。学校应建立平等的契约意识,依照《民法典》的规定在合同中明白双方的权力与任务,并在平等互利、老实信誉的基本上严厉履约。

另一方面,学校办学都拥有教学用房和教学设施,如何合法合理地应用和处理这些资产须要学校关注物权编的规定。公办学校的财产具有国有性质,在占领、应用、处理的进程中都必需严厉依照国有财产的特别请求进行。即使是民办学校的财产,对于非营利性的民办学校财产依然会有特别规定。

例如,《民法典》规定“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等为公益目标成立的非营利法人的教导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和其他公益设施不得抵押”。如果教导管理者在实践中没有依照法律规定去行动,不仅会发生法律纠纷,还有可能遭遇财产丧失。

《民法典》作为一部以国民为中心、保障国民权益实现和发展的法典,不仅是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的主要制度载体,也是教导范畴全面依法治教的主要根据。以上仅为抛砖引玉,《民法典》对教导管理的影响还需教导管理者们连续深刻学习、摸索和发掘,只有深入懂得《民法典》的法治内涵与法治精力,自动回应《民法典》提出的新命题,才干真正做到尊敬和维护教导范畴每个主体的权力,才干进一步晋升我国教导治理的才能和程度。

(作者系天津市教导科学研讨院教导法治与评估研讨所研讨员)

作者:方芳

《中国教导报》2020年06月30日第5版 版名:区域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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